由共有資源看 1922 實聯制

為控制 Covid-19 的疫情,台灣政府於 2021 年 5 月推行了 1922 簡訊實聯制政策,鼓勵人民出入公共場合時,可透過簡訊將所在位置發送給電信業者,作為必要時的疫調資料。1922 實聯制實施後,因大量商家或場所的配合,使其成為主要蒐集人民行蹤的方式。

為促進簡訊實聯制的可課責性,何明諠莊庭瑞在 2021 年 5 月 底,撰文〈疫情下的共有資源:1922 實聯制的下一步〉,借用 Elinor Ostrom 對共有資源 (commons) 的理解,評估 1922 簡訊實聯制在效益上的可能利弊。本文在自由共和國刊出。

疫情下的共有資源:1922 實聯制的下一步

因應疫情三級警戒延長,1922簡訊實聯制(下稱「1922實聯制」)勢必將持續在全國施行。這個政策由行政院在五月十九日推出後,基於其操作方便,受到許多商家與民眾的支持,但卻也在近日遭到質疑,認為在欠缺公開可信的稽核機制之下,貢獻給「1922實聯制」數位足跡的眾人,其權益能否獲得充分的保障。

我們無意在此申論「1922實聯制」的隱私保護或其合法性的有無。我們想說的是,作為普及全國、自願參與的制度,「1922實聯制」若希望在漫長的疫情中能持續有效地運作,仍欠缺一些基本要素。其制度推行所可能產生的其他效應,也須行政機關多加考量。

「1922實聯制」是一套仰賴大眾貢獻個人足跡,並集中到行政部門掌握的系統。參與者透過貢獻其個人行蹤資料,期望能獲得個人健康、經濟活動、與國家安全等方面的利益回饋。過往曾推行的「口罩實名制」,也是採取類似的運作模式。

但相較口罩實名制,在「1922實聯制」的設計裡,因貢獻個人足跡而增進公共衛生,進而有助於當事人的健康安全,這樣的正向循環回饋,就相對顯得隱晦。「口罩實名制」中,眾人提供各自的時地足跡資料(以健保卡的使用為媒介),藉此取得限量的口罩,並防止口罩的囤積。其中付出與收穫的關聯明確。「1922實聯制」中個人所貢獻的時地足跡資料,如何用於疫情防治而真能有助於全體與個人健康,目前除主事者之外,眾人尚難有直接見證的機會。

在「1922實聯制」之前,台灣已施行了實聯制近一年。在過去,實聯制基本是採分散管理的方式運作,資料的保管者分散在社會各處的不同單位;但「1922實聯制」施行後,實聯制出現了集中運作的明顯傾向,眾人足跡主要集中保管在少數電信業者以及中央政府。

在實聯制裡,資料保管者同時也是資料效益的見證者:保管者在資料被調取使用於防疫的同時,也見證了眾人的個人資料正發揮其效益。然而當實聯制從分散式走向集中式,短時間內可能提昇資源整合,但長期而言,要付出的代價恐怕也並不小。

首先,隨著資料保管者數量的大幅減少,資料效益的見證者最終恐怕僅剩少數的電信業者、疫調機關、及中央政府。大眾要如何維持信心,確認自己不是在「做白工」?

其次,政府在宣傳「1922實聯制」時,傳達了「不留個資」的特點,間接放大聯繫資料留給商家的個人感受風險。但防疫的工作是整體的,若商家能即時提供疫調資料,甚至工作人員染疫了,還能第一時間主動通知相關顧客,不用凡事等中央,豈非更有時效性、更能展現社會的團結?

最後,當地方政府進行疫調時,向「1922實聯制」調閱資料的流程是否能維持順暢、即時,也會是資料效益能否發揮的重要面向。

公共衛生的維護是典型的「共有資源」(Commons)議題:群體的康健狀態是眾人共同享用的資源,但也需要共同維護。共有資源不易維護的原因在於群體以及資源的界線都不易維持,需要提昇參與動機(「三個和尚沒水喝」)以及避免有人搭便車(例如健保既是全民買單,個人就隨意輕症急診)。政治經濟學家伊莉諾.歐斯壯(Elinor Ostrom)對於共有資源的治理,整理出「治理規則應與當地的需求和條件相符」、「必須發展可由社群執行的成員行為查核系統」、「提供友善、低成本的爭議排解方法」等原則。

依此,倘若「1922實聯制」所蒐集的眾人足跡是用以防疫的共有資源,那生產這項資源的眾人,就可要求查核其使用方式,例如確診者是否能確認自己的足跡資料有被調閱,並見證其資料有用於勾稽足跡重疊的群體並使用在增進公共衛生。另一種查核方式,是由主事者發布來自「1922實聯制」的群聚地圖,例如每小時各場所的人數總計,可讓眾人分別檢核其所提供的資料是否有被採用(例如:來自深夜時段偏僻場所的簡訊可有被計入?)這樣的熱點地圖也有助於眾人瞭解群聚的地點時間,作為活動安排上的考慮。

最後,對於有意願建立實聯制資訊系統的單位,政府也應設法建立搭配的稽核制度,協助其建立安全、隱私、可靠的系統,鼓勵各單位投入更多資源在防疫科技的創新應用,積極成為群體防疫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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